现在国家和不少企业都意识到“中国制造”的模式带来很多困境，比如说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很低，创新性也很低，加工耗费了那么多的能源，用了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可事实上社会获得的收益很少，大部分被其他的经销商赚去了。玩具是他们设计的，在中国加工，运过去有毒，就说是我们的问题。整个的产业链就是这样运转的，所有的灾难都落在自己这个社会里，社会出了混乱，政府就要承担所有混乱的责任。政府的职能好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好像是在帮跨国资本做警察，维系内部的安全，让那些大资本家获得最大的利益，而那些大资本家为此付出了成本和代价吗？

《21世纪》记者吴铭与汪晖谈话

　《21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等多有讨论；在新中国60周年大庆到来之际，这些讨论更为频繁。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您认为中国这60年来走过的道路是否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晖：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1989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就像台湾清华大学的于治中教授说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获得了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有关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的成就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六十年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