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有评论说您"对当代社会展开的心理解析，几乎单枪匹马地复兴了意识形态概念”。您本人是否同意这一评价？

　　齐泽克：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后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些宏大的事业、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方案，相反，每个人都在关心快感、关心金钱，关心那些很实际的东西，这是非常恐怖和有害的。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复兴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认为其实今天我们仍然处在意识形态、而非后意识形态中。但是意识形态不再是大的政权方案或哲学方案，而是非常琐碎、微小、不足道的个人体验，遍布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意识形态最强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化身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

　　人物周刊：听说从卢布尔雅那大学硕士毕业时，尽管您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您不适合任教。

　　齐泽克：这倒是真的。直到现在，也许他们依然认为我不适合任教。我现在也只是在这所大学里担任高级研究员。我年轻时，国家仍处在旧的南斯拉夫时代，当权者认为我不够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允许我教书。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当权者又认为我太过于马克思主义，也不适合教书。这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政治压迫所带来的政治位置。假设30年前学校就给了我不错的教职，也许我现在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人物周刊：跟许多哲学家不一样，您不仅研究政治与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您说过权力本身是一个空洞，那您为什么还希望去参与权力？

　　齐泽克：我当时在政治上确实非常积极活跃。当我说到权力的时候，我只是在讨论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个空位置，不同的帮派去抢夺这个位置，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其生来就可以占据这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是空的。当你处在权力位置上时，并不是说你就拥有权力，而是权力通过你来行使它自身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当时参选的具体情形怎样？

　　齐泽克：那是一个所谓的民主选举，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民主选举。我当时出于非常特定的原因卷入政治：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当时我们国家的政党分为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前共产主义者，另一边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希望成为第三种力量，既对前共产主义者保持批评，同时也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

　　我当时对政治的参与，并不代表我对政治最根本的理论思考。我参政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灾难发生。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政的主要责任是阻止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接管政权，以后的左翼斗争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展开。但两三年后我就失去了兴趣。

　　人物周刊：您说过，理论上您并不赞成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但是你却很享受独立所带来的政治权益。为什么这么说？

　　齐泽克：我想我并不在乎斯洛文尼亚本身独立与否，在这一点上我跟我的左翼朋友意见相反，米洛舍维奇在国内取得统治权的时候，整个南斯拉夫、前南联盟的统治已经结束了，那时已经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并不在争取独立，但是每个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都预见到了战争的降临，很多人当时只是简单地想摆脱战争。后来发生的内战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就是当时的政治所导致的状况。我认为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并不对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负责，南斯拉夫在1986年已经结束了。1986年民族主义的阵营——其头领就是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取得权力，从这一刻起，南斯拉夫其实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斯洛文尼亚的人根本不期待南斯拉夫的复合，因为现在斯洛文尼亚已经是欧盟的成员国，经济上很成功，发展迅速而巨大，因此没有人怀念南斯拉夫。

　　没有一个东欧国家

　　有能力像中国这样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

　　齐泽克：问题在于东欧的国家系统并未很好地正常工作，因此它们必然崩溃。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代中期，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你看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而当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悲剧在于，并非是敌人的反攻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东欧所谓的进步力量并不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发展现代化的积极方案。

　　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常在卡通片中看到的很有趣的一幕：在《猫和老鼠》里，猫在空中的钢管或者绳子上走，其实它已经走出绳子、脚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是它们并不马上掉下来，只有当它往下一看，发现脚下一片悬空，才心里一惊，马上坠落下去。东欧的情况也是如此：早在他们知道自己脚踏空之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基础。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我们到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今天在大多数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有所谓的"迟到的反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过去了，新的右翼政党宣称大多数的人们也对资本主义感到或多或少的失望，他们以前认为资本主义来了生活水平会提高，但是穷人依然很穷，一些人甚至比共产主义时代更穷。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一个反动的解释是：共产主义并未真正丧失权力，他们仍然秘密地通过黑手党控制着经济，所以要发起清洗，把共产主义力量彻底干掉。这是多么悲哀的现象，东欧的有些政治势力，对灾难和危机就采取了这样全然反动的姿态，如果这个趋势胜出的话，斯洛文尼亚甚至都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为一个退步的反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需要警惕。

　　人物周刊：在您的祖国以及东欧巨变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齐泽克：第一个对此做出反应的是东欧国家，在过去20年里，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完全犬儒的姿态。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从来不是疯狂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很好的工具。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有足够的对抗内部矛盾的本领、有貌似民主多元的环境。要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就要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进行改进。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全球的最终答案，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运。当今的社会有新的危机、新的紧张，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这从来不是一个躺下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如果你承认现有的东西，怎么改变它已经是无意义的了，或许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地方做些微的改进，但是不对整个系统作出批判就没有意义。后现代左翼力量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做微小的斗争，但是微小的斗争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

　　对一个哲学家保持忠诚，是坚持他们放弃和妥协掉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的思想体系在何时得以成型？黑格尔、马克思、拉康等人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

　　齐泽克：绝对是黑格尔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虽然写了很多关于电影、大众文化的评论，但在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我跟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今天依然是鲜活的，在今天展示这一积极而活跃的哲学思想，让我感到兴趣。假设必须要我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黑格尔。年轻的时候我从海德格尔开始研究，然后转向法国的哲学思想：德里达，福柯，然后到拉康，从拉康到黑格尔。到25岁的时候，我作为现在这样一名理论家的姿态基本上已经成型。

　　我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解体，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立场，我不是，我完完全全可以延续自己以前的理论。我的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也译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尽管是1989年出版的，但却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写的，那时我的状态和风格和现在的著作是统一的。

　　人物周刊：今天，对已有的哲学经典与理论的重读和重建意义何在？拉康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而你又重新解读了拉康……

　　齐泽克：你说得不错。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对拉康保持忠诚。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发展出一个理念，这些伟大哲学家中的大多数并未把自己的理念推进到底，他们可能提出很多洞见，但他们中途妥协了。真正对一个哲学家保持忠诚，并不是从字面上忠诚于他所写下的内容，而是坚持那些哲学家们自身并未坚持下来的理念，那些他们放弃和妥协掉的东西。你必须对他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举例来说，拉康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弗洛伊德，他恰恰展示了弗洛伊德自己并未意识到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文章中存在的矛盾。我对拉康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持同样的态度，以批判的态度来展现马克思本人的局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做到了对马克思精神保持忠诚——忠诚于马克思，但是超越了马克思。






齐泽克：资本主义并非人类最终答案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如果你承认现有的东西，怎么改变它已经是无意义的了，或许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地方做些微的改进，但是不对整个系统作出批判就没有意义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这位活跃于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的哲学家，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引起广泛关注。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涉猎的范围囊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9·11”恐怖主义袭击等毫不相干的领域，被人称为"旷世鬼才”。他以天马行空的语言及写作风格著称，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极其擅长将心理分析、政治和黄色笑话熔于一炉。即使在说明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时，他也倾向于用黄色笑话来举例。

　　2007年6月，齐泽克应南京大学之邀来到中国，他在南大的第一场公开讲座，引来了数百位听众，一时间报告厅人头攒动，许多后排的学生不得不踮起脚尖来瞻仰大师风采。然而一个多小时艰深谨严的哲学讲座下来，最后听众只剩下七零八落的20来人。

　　几天后，还是在南大，哲学系的讲座上，齐泽克憋不住了。他开宗明义般地，一开场就对听众宣布，"这是我在南大的最后一场讲座了，我今天说什么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黄色笑话！”

　　在世界版图上，斯洛文尼亚只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国家，但在观念世界里，与其狭小疆域和稀少人口相比，斯洛文尼亚获得的声誉却大得不成比例，这都要归功于斯拉沃热·齐泽克。

　　你很难把齐泽克的形象跟这样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师联系起来。也许是不惯南京的炎热，他连续几天穿着疑似睡衣的松垮老头衫，灰褐色的卷发永远在出汗。他激动地一边说话一边以铿锵的节奏点头，同时神经质地用手指揪拎起湿漉漉的汗衫前襟，频率约每分钟20次以上，而他的英语里面，居然还夹带着大量坚硬的大舌音小舌音。不去听他的谈话内容，你会以为他大概就是东欧小酒馆里最常见的那种大肚腩工人，每天下班回家前跑去喝一杯，再跟其他酒客交换交换黄段子。

　　其实老齐现实生活中非常"规矩”：不喝酒，不抽烟，不搞婚外情……此次随他来华并兼任他翻译的吴冠军打趣他是"常冒坏水的好孩子”，似乎他所有的奇诡不羁，都只输出在他的思想与文字之中。

　　飞来飞去的明星

　　齐泽克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着重考察了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瓦以及其他欧陆哲学家的著作。尽管这篇论文才华横溢，但齐泽克还是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直到他同意增加一个附录，对上述哲学家进行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尽管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齐泽克不适合任教，他只好前往法国，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识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导下学习，并跟随米勒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

　　198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为他在英语世界一炮走红奠定了基础。在这本书中，他借由对黑格尔进行拉康式解读为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而震慑了西方学术界。接下来几年，他连续出版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快感大转移》、《易碎的绝对》等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出版速度达每年2—3本，颇为惊人。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洋洋30余万言，通过理论演绎，系统地阐释了"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三位一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齐泽克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齐泽克在西方广受追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十分善于利用大众文化载体传播自己的思想，他拍摄电影，与许多明星过从甚密，甚至谙熟好莱坞八卦，他的电影《齐泽克！》不但受到哲学爱好者的欢迎，也为许多先锋电影观众所瞩目。

　　这位在全世界高校与学术场所间飞来飞去的明星式学者，生活异常简朴，他家中另一项琳琅满目的收藏是来自全世界酒店的洗发香波和沐浴露，这可以节省下他自己购买生活用品的时间，他的袜子，全部"来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差一点进入总统委员会

　　齐泽克的居住地卢布尔雅那坐落在萨瓦河边，那里风景迷人，整个城市人口只有25.4万，"很像一座学院”。"人们彼此认识，或者睡在一起，或者斗成一团，或者又睡在一起又斗成一团。”

　　对于齐泽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凄凉的，不过到了80年代便有了起色。齐泽克相信，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10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3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当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非常具有色情味儿的海报。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经过一个报亭(他那时还很小)，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双腿跨在哈雷摩托车上。我儿子说，'快看，多棒啊！'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他指的是哈雷摩托车！那个时代是我们的失乐园。”

　　齐泽克有过3次婚姻，太太一任比一任年轻：第一任太太与他年龄相当，第二任太太比他小10多岁，最近新婚的第三任太太，是阿根廷一位美艳名模，比他整整小了30岁。这位名模的父母都是齐泽克的崇拜者，她父亲是一位拉康学者，她本人也对后现代理论颇感兴趣。

　　斯洛文尼亚独立以后，齐泽克开始竞选斯洛文尼亚四人总统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那是1990年，这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最后他获得了光荣的第5名——对他而言，这是最好的结果；或许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他的第一个行动或许就是辞职。"我觉得占据那个位置意味着你每周都要开会，随之而来的是影响和权力——不过我不稀罕，那是个一天要工作24小时的职业，承载着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

　　大师半失业

　　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齐泽克的反抗姿态一直没有变。近十几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演变，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阵线的萎缩，齐泽克反而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也越来越左翼化，因为他所反抗的不再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控制，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表面上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但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都席卷其中了。

　　齐泽克十分善于观察日常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并统统将其理论化。比如，他注意到人们在进入电梯后，喜欢不停地按关门键，尽管关门键并不能加快关门的速度，却可以使乘客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行为富有成效。齐泽克由此联想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表面上这些公民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由于两个政党在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因此实际上这些公民并没有任何选择可言。

　　齐泽克展示了哲学家与游牧人在本质上存在的亲缘关系。"我在多个领域内进行着独特的游弋：政治学、哲学、心理分析、符号学、电影研究以及大众文化等方面，没有边界、也没有实际目的，只有在思想地标上不停的移位。”

　　西方学术界评价齐泽克"发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认为他是欧洲近10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齐泽克在自己的祖国却基本处于半失业状态，只占据着一个高级哲学研究员的闲职，他的许多著作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已被禁止出版。